最后迫于舆论压力，爱迪生和海因利希·亚伯特终止了契约，爱迪生最后也决定将多余的石炭酸卖给美国军方，才让这件事落幕。但德国已因为海因利希·亚伯特的石炭酸多制造了450万磅的炸药，而美国拜耳公司也从新的阿司匹林产能上得到回馈，赚足了可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费用，所以拜耳公司商誉上虽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似乎对其销售影响不大。

国际关系上，利用金援药品公司而间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历史上大概只有阿司匹林这一味药品而已。

阿司匹林导致禽流感？

阿司匹林主要有镇痛与解热两种疗效，甫一推出，经过拜耳公司排山倒海似的广告，它变成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美家庭里的常备用药，也无怪乎美国有医师会说：

“Take two Aspirin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两片阿司匹林，一觉到天明）。

只是在1950年左右，有副作用更小的镇痛解热剂发明出来，使得阿司匹林的销售受到了影响，不过在同时期的美国，于加州开业的医师劳伦斯·克雷文首先发现了阿司匹林有预防心脏病与脑中风的效用；慢慢经过多位学者的研究之后，这颗神奇药丸的用途又再度攀上巅峰，至今仍是心脏科与神经内科医师处方里最常用到药品。但也许是树大招风，随着对禽流感研究愈来愈多，有学者开始对阿司匹林从新检视，认为它是造成1918年全世界死伤无数的“完美风暴”禽流感不可或缺的刽子手之一。

匿称为“西班牙姑娘”的禽流感自1918年起横行于全世界，有关学者研究了美国八个主要城市的疫情后发现，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最主要族群是25—29岁的年轻人，占所有染病人数30％；而另一位学者整理的资料中亦显示，当时死亡的人数里大约有10%~15％和SARS的患者一样，在染病没有多久后就因为急性呼吸道症状群而逝世，剩下的人则是在之后因为肺部的细菌性感染造成的肺炎，逃不过死神的魔掌。

近期的研究认为感染禽流感易因病毒造成不正常的免疫力下降而导致死亡，只是如同之前所述，当时很多病患是感染病毒之后，由于细菌造成肺炎而死亡。关于这一点，学界一直无法找出合理的机转而完全解释此一现象，直到了1960年之后，发生在小儿科病患的“雷氏症候群”才让科学家联想出了是什么可能因素加速禽流感病患的死亡。

“雷氏症候群”是由澳洲的道格拉斯·雷医师所发现的病症，并将其结果发表在1963年的《刺胳针》杂志。他的报告中指出，在一次Ｂ型流感的流行期中，发现有16个小孩神经受损，而其中有4人并发昏迷、肝功能衰退、脑部肿胀的重症状，有人甚至死亡。道格拉斯·雷医师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医师的兴趣，经过了多个国家的深入研究之后发现，“雷氏症候群”和这些小孩子在流感患病期间使用了大剂量的阿司匹林有关。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卫生单位要求医师在治疗小孩子于流感造成的发烧症状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阿司匹林，甚至不要使用，最后才使得上述的悲剧逐渐销声匿迹。

后来，学者研究“雷氏症候群”死亡的小孩检体发现，其肺部组织通透性增加造成水肿甚至出血的状况，而这样的结果给了某些学者灵感，把1918年禽流感那些年轻患者的死因，和上述使用高剂量阿司匹林的结果连接起来，希望重新诠释历史资料，找寻之中的关键原因。

学者凯伦就以美国患者为例，在2009年于《临床感染病杂志》中发表文章，论证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可能是造成1918年禽流感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二战旧照

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在19世纪末推出之后，挟其优异的销售成绩与广告手法，可说是风行全世界，以美国为例，在1917年它的专利到期之后，很多药厂就自行合成阿司匹林和拜耳在美国的分公司相抗衡，抢食这块大饼，使得它成为便宜又方便的退烧剂。但是当初阿司匹林推出时，并无像今日药物毒性监测的机制，也没有人去提醒多少的剂量会造成人体的伤害，对于无法退烧的病患，医师开药时往往是自由心证，以凯伦所整理的美国海军军医以及内科医学会建议的剂量，大约是每人每天可以服用到8~31.2克（注意！目前用于预防脑血栓的剂量是0.1克），但那些没有上级指导单位的开业医师，所给予病患的剂量可能比上述两个单位还多。

所以，凯伦在检视了前述的资料之后，发现当时的医师所开的处方，大都高于今日阿司匹林建议每人每天少于四克的指标。然而有很多人在治疗流感中服用了太多的阿司匹林，以致出现有如“雷氏症候群”的小孩一样的症状——肺水肿、肺出血，甚至脑水肿而死，他认为这种现象就如同“完美风暴”的形成一样。

当然凯伦的研究仅止于“推论”，除了没有足够的死亡病患的检体可供检视之外，更缺乏那些患者血中阿司匹林的浓度报告可以证明她的推论，只是相对地也没有人可以对这个说法提出有效的反驳。至少我是相信的。

看完整个故事，我只能说现在的患者比起以前实在是很幸福：任何新药想要上市，除了要有严谨的人体试验，更需要监测后续市场上病患服用的效果，有什么风吹草动，不只消费者可提诉讼，药厂也不敢怠慢，立刻回收，的确比以前的人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