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终究难挽颓势。27日签署《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动并不满意，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

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

二、割让香港；

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

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

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穿鼻条约》、《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6

鸦片后话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鸦片并非战争的全部。鸦片并不是英国人带来中国的，它早就在中国存在巨大市场。不是鸦片导致腐败，而是腐败已经造就了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腐败。如果寻找一点安慰，那么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并且最早颁布禁止鸦片令的政府。

在那个年代，人类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设立限制。问题在于，只有中国社会吸食鸦片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英国商人如同猎狗，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跟本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西方从那时起将近百余年的“黄祸” 说，也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而是“鸦片鬼”之祸害。

鸦片战争

大致在 1820年代，广东、福建沿海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俗称“卖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于是为了解除烦恼，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三分之一男人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

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随后便发展到这些国家。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 磅。美国的排华法案，鸦片是根本原因。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恰是全球化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美国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

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略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慈禧正是一个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能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 La Mott)《鸦片民族》一书，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

后来的毒品历史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