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总政副主任史进前打电话给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说昨天看见聂帅时，聂帅问，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要快点儿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华北“黑窝子”的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

7月22日，在总政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说，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电话通知了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说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袁升平政委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建议将我们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

9月1日，北京军区政委袁升平批示同意。司令员秦基伟圈阅。

郑维山的平反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他并不是“文革”初打倒的，而是在“文革”中工作了三年。包括上层，很多人认为没有在“文革”一开始被打倒就是有问题。

郑维山资历很老，从朝鲜前线到北京军区，却老是副职。直到1967年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相继被打倒，他才坐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椅子。很多人传，抓杨勇是郑维山干的。此时杨勇已经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调任副总参谋长，他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这使郑维山的平反艰难起来。

当初，杨勇是怎样被倒的呢？

1967年初，廖汉生因为和贺龙有亲戚关系，最先被“烧焦”。

“二月逆流”后，杨勇也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徐向前回忆，当时叶剑英说，上峰的意思，杨勇要“烧而焦”。

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说，杨勇被关起来后，他曾两次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立即上送了，上面没有人说话。在杨勇同志被打倒后十来天，毛主席2月3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我国访问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这说明毛主席也是知道的。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答复。“九大”期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军区杨勇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为此事，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有人借机把矛头指向郑维山和我，并提出谁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说这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这话被北京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得知，马上写了一份揭发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1969年10月，因紧急战备把杨勇疏散到外地，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1971年1月，杨勇在部队打篮球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要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如此耸人听闻，北京军区党委非常重视，由当时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了三四个月。这时郑维山已经被打倒，重点落到政委陈先瑞的头上。要是罪名成立，陈先瑞肯定逃不掉。幸亏周恩来过问，纪登奎在军区常委会下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北京军区没有责任。至于上边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你们以后也不要问了。还有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都是子虚乌有。这样，陈先瑞才被解脱，而郑维山却因为其它罪名继续“劳动”。

郑维山作为副司令员，他有什么资格抓司令员呢？而且，很快他也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下命令，郑维山才被放了出来。

聂荣臻在电话中对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

但是，郑维山的结论时还有几个问题，一、慈县问题；二、冀东“黑党”问题；三、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两次去天津的问题。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重新搜集资料，找郑维山谈话，代中央起草了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聂总、徐帅审查。徐帅批示：不了解情况。聂荣臻对草稿亲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 并指示快上报。

10月30日，史进前说，聂帅讲，你们总政办事太慢。

于是，当日作急件报总政主任。

12月6日，中央发了1979年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认为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他们蓄意制造的冤案，现中央决定予以公开平反。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 捏造了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之后在北京军区一次又一次地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前后达七年之久。他们把当时军区一部分领导作为经营“华北山头”的代表，对这些同志罗织罪名，残酷地进行打击迫害，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等同志，特别是对聂荣臻同志，每次都要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把北京军区党委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的和“非六字号”的，把机关群众分成“保山头”、“爬山头”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