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他们在北京军区掀起了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一是“杨余傅事件”后，捏造北京军区“在杨成武操纵、干预之下搞山头主义”。林彪当时曾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并派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造谣说对三十八军采取了“搞臭、撵走、摧垮”的六字方针，把对干部的正常调动处理，都和所谓的“山头主义”联系起来。还诬蔑军区在领导班子里搞华北山头的“清一色”，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并且胡说这种“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就这样给北京军区制造了一个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

二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同陈伯达扭在一起。1972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后一段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参加进来，开成了一个全军性的会议），编造了一整套的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政治头头’”。把郑维山同志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做准备”。并说这次“周游”“可能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说郑维山同志“伙同”、“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在庐山帮助陈伯达反党夺权，“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作后盾”。公开诬蔑北京军区有一套“打烂三十八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她还疯狂攻击“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恶毒诬蔑聂荣臻同志“从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所有这些，全部都是蓄意的诬蔑和捏造。

华北会议上，还对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进行了改组。

三是“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的高潮。他们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反林彪的，现在又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现在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现在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现在又说成是林彪的“大将”。这样，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除继续批判郑维山外，变本加厉，又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华北山头的第四套班底”，作为靶子，加以批判。上述种种卑劣作法，充分说明了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

中央确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有在华北地区战斗过的部队和工作过的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是做出了宝贵贡献的。林彪、“四人帮”把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光荣革命史，横加诬蔑诽谤，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看作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障碍，所以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恶浪，千方百计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问题的实质。

现在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此件发到县团级，北京军区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虽然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发了，但有些单位落实的不够，有的单位没向下传达，有些同志的职务受了影响没有调整，郑维山的平反也还拖着。

郑维山到底有什么“罪”呢？

中央1971年6号文件记载，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第三部分是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主要说郑维山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还说郑维山一贯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再有就是家长制，搞一言堂，错误是历史性的，郑维山跟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

经过复查，这些问题基本都不存在了。于是徐厚田又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经过反复修改，1980年7 月12日最后定稿。从1978年11月6日开始接收郑维山，到1980年9月22日最后上报结论，郑维山的平反前后拖了10多个月。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对南萍同志的问题批示，（杨）尚昆、（韦）国清同志：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因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和处理是错误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将”中的两员，郑维山同志已经改正，李雪峰同志虽然错误严重，但永远开除党籍，中央同志认为也是错误的，也准备改。

中央组织部1982年8号文件关于落实政策要善始善终的问题，提到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对“文革”中既犯有错误，又受过错误处理的，要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其所受的错误处理应予以平反纠正，对其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要教育本人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写入结论。郑维山终于被彻底解脱。

1982年，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小平接见他，说到作战问题，你是内行，我就不讲了。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造福子孙后代；二是培养选拔好10个接班人。在西北任职期间，郑维山先后行程7万多公里，进行现地调查研究，按军委防御作战方针搞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条件下的西北地区防御作战方案。

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被误解、被审查、被关押中，郑维山对党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始终如一。病重期间，他一再要求医院停止抢救，省下钱来用于统一台湾。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致信中央军委，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他生前留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遗体供医学解剖研究，骨灰撒到家乡大别山。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只有两句话，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老战士。摘编自《党史博览》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