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战地记者维奇·兰德尔在《中国与联军》一书中对这支队伍有详细的描写：“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548.64米)射击成绩十分优秀。所以带兵军官对他们赞不绝口：‘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而且，他们个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是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

眼看手中这柄“利器”已经打磨成形，英国人想要小试牛刀了。

1900年的春天，威英当局按照条约设置租界边界，并在边界埋设界桩。这行为刺激起了威海人民朴素的爱国爱家情绪，抗议活动不断发生。于是英当局便派华勇营武力保护勘界。

华勇营的第二连连长中尉巴恩斯，在军营中写了大量日记，详细纪录了华勇营在1900年前后的活动情况，他把日记结集，并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名为《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这本书是研究威海卫华勇营最重要的文献。

按照巴恩斯的记载：“4月28日晚，英国人已在卧龙西北山后坡等处，埋上了刻有‘大英租界’字样的界石25块，李希杰等中国官员就近住在界外的东道头村丛家庙，而英国官员则在华勇营的护卫下在相距三英里外的垛山脚下安营。当晚，附近约600名群众来到东道头村向李希杰等人申诉，村民代表江正己宣读了他写好的《请愿书》，痛斥了清廷官吏的卖国行为并恳请其停止划界”。

八国联军侵华

然而，和平请愿没有任何效果。5月5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以彭罗斯为首的15名英国勘界人员刚刚埋完第32块界碑，大约有1500多名愤怒的群众蜂拥而至，他们手持铁锹、锄头、木棒和石头迅速逼近。彭罗斯的头部被石块击中，随后他开枪击倒了3名群众，然后朝华勇营军营方向逃窜，并不时向追赶的群众射击。被激怒了的群众毫不畏惧，继续向前猛冲，双方很快混战到了一起。

彭罗斯中尉的头部和腿部被连刺三刀、击倒在地，华勇营的士兵终于向自己的老乡们开枪了，并拼死从人群中救起了彭罗斯。

因为普通百姓不懂隐蔽，很快就成了华勇们的活靶子，19人当场丧生。即使在他们的英国军官自己看来，这名士兵也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华勇营，但他还是“坚守岗位”，意志坚定地选择了留下。这次流血事件，被称为“威海惨案”。

华勇营士兵对自己的父老乡亲毫不留情的杀戮，获得了他们的英国上级的一致好评，巴恩斯写到：“在外国军官的指挥下，让他们去和自己的同胞对抗，他们没有吭一声，没有发出丝毫怨言，所有的人都显示出巨大的热诚！”

对于华勇营在“威海惨案”中的出色表现，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向威海当局发了一封嘉奖电报：“向鲍尔中校表示祝贺，为了他的华勇营出色的表现”。

山东人民因受到的侵略燃起怒火，他们汇合成更大规模的反洋教、灭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并由山东境内迅速蔓延至京畿地区。1900年6月，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被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为了解救围困中的各地洋人，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然而，西摩尔军队在半路上被清军截击，自身难保，求援的电报接连不断。

刚刚有过“靓丽表现”的华勇营，获得了英国的更大信任：华勇营正式被纳入英军建制，换上了陆军部队的军装，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这时，英国政府已经把不将该兵团用于租界地以外的任何军事行动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华勇营的中国士兵们从此和八国联军一起，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里，对自己的祖国人民进行蹂躏和屠杀抢掠。